《月落荒寺》是一本由格非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页数：20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月落荒寺》读后感(一)：《月落荒寺》|让我们走进中年人的庸常世界 看完了这部作品，我找来了德彪西的《月落荒寺》，滴滴点点的钢琴声送来，没有欢快，没有暖意，让我首次感受到钢琴所能带来的寂寥和疏离感，仿佛一切都是轻飘飘的，听完后，心脏连着听觉，都落停在半空中，没有可以安放的地方，我想这也是和这本书神韵契合之处。 拿到书后，花了一个晚上粗略读完，然后再用一上午的时间研读了一遍，仍旧是若即若离的距离感，像是一个舞姿轻盈的女子，将脚步轻落在地面上，没有一点声息，也像极了寂寥的白月光照在荒寺上一样，软绵绵冷冰冰。 《月落荒寺》讲述的是发生在当下社会的故事，主人公林宜生是在北京五道口某理工大学任教的老师，以他为中心，大学同学周德坤夫妇、好友李绍基夫妇、赵蓉蓉夫妇等八人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朋友圈。貌合神离庸常的人际交往和关系，填充着他的生活，生活好似是失去了色彩的黑白默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某一个群体的中年人在现世中迷失自我，在繁忙中麻痹自我的现象。 故事的描写，不是大开大合，而是像中式山水画一般，把纸张铺开，旁边放上洗笔的清水，点一滴墨水在其中，会看到墨在水中一层层晕开，最后和清水浑然一体。格非在这本书的书写，前半部分是水滴晕开的过程，后半部分倒是像将录像的回放，晕开的部分又渐渐合体，最终回归到一滴墨的状态。 大学教授林宜生及其所形成的群体，算是比较成功的中年人，如果用阶层来估量的话，他这个朋友圈算是较为成功的中产群体了。但是当工作占据了大部分的生活，当忙碌像藤蔓占据了一个人的内心，好似这些藤蔓具有麻痹性，渐渐的吞噬了一个人对这个世界和对生活的期许和好奇心。 台湾作家蒋勋曾说过：所有的生活美学都在抵抗一个字——忙。 忙，左边是心，右边是亡，如果心被永远的占据，被忙占据，那将是生命的悲剧——心的死亡。 格非用极为克制和平静的笔调，去书写和描画着生活中典型却又非典型群体：对小动物无限热心，却能够下狠手痛打保姆的朋友妻子；不安于当下平静生活而选择突破，最终却只剩下落魄的大学教授……大家好像都很忙碌，但又像是行尸走肉般，在这世间庸碌穿行。 年轻人容易怀才不遇，中年人容易中年迷失，格非呈现的是迷失的中年人百态：官场失意、婚姻不幸、中年丧偶、情感迷失……笔调冷静，让读者在一层轻薄的凉雾中穿行，一边走，一边作为旁观者，去品读和思考生命的意义，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等，如果一个人开始把任何事情都不当回事时，或许他自己也就不把自己当回事了。 在整个书写中，格非没有对哪一个角色进行评判，很自然的为每一个角色导引着走向，和故事发展的节奏，一个个可以独立的场景描写，构成了整体故事的梗概，用一条主线、数条支脉架构起整部书的框架，在可预见的中年危机中，仍有几个新生出现，大庇是对生命本身，对生活最深情却又最恬淡的思考吧： 比如主人公林宜生对楚云的态度；比如林宜生的儿子，下一代的生活状态；比如再遇楚云时，两个人都开启了新的生活；比如楚云一直担心的哥哥，也安然开启了一种可以抛头露面的生活。 就像老树出新芽般，在沉郁的描写中，在凄凉的薄雾中，作者仍旧让我们看到了即便身处迷失中，却仍旧保持生命本真的描写，比如作为教授的林宜生，态度坚决的拒绝了“递条子”招生的建议；比如受到创伤后的楚云，被一个骑行的记者搭救；比如林宜生儿子林伯远和女朋友之间若即若离的亲密关系，就是青春中最甜美的试探。 这也让读者不禁去思考，去自问，生命中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的就是像《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吗？当生命被无限琐碎占据，或许眼前就像是有一层迷雾，再难见到头顶最真切的月亮。 当所有成年人都在满地抓取六便士时，或许已经遗忘了头上的月亮。 “夜已渐深，霜露浓重……一阵酸楚梗在喉头，不由得满眼落泪”，读完，满眼泪水。 或许这就是这本书内敛的深意，让每一位读者在其中走一遭，然后带着泪水，去反思自己的庸常。 《月落荒寺》读后感(二)：一部精彩但难称伟大的小说 我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很少，除了余华和莫言，格非老师的书更是第一次看，只知道格非和余华、苏童、马原等都是当年的先锋派的人物，余华的那篇广受好评的先锋派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我读过，他的语言从那时起就有后来的风范：流畅、清晰。我一直觉得这两点是余华的写作语言的最重要的特色，看他的作品，几乎不用对文字和语句做揣摩和思考，就像那些文字自然而然地在你自己的脑中形成，根本不用调节自己的思维去适应文字，那些文字完全可以适应你。而那篇作品没有传统小说的人物、时间、地点和起承转合，几乎相当于行动上的意识流，看完它，我不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意思，但似乎心里也知道那么一点点意思，总之，那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体验，混沌而又清晰，很奇妙。但是，当我读完《月落荒寺》之后，我并没有感受到先锋文学的力量，据说，那一代的先锋作家都回归了传统，是啊，先锋文学也许只适合初入文坛的青年，他们在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之后，心中涌动着巨大的创作激情，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同时对过往的文学形式并不十分认同，相信自己能创造出不一样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与前人不同，正是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先锋文学诞生了，他们要探索语言的边界，解构与重构传统的文学形式，打破传承已久的叙事节奏。 因此，我读完《月落荒寺》，特意找到格非老师的早期作品，那部传说中最难解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我读了一遍，完全不知道作品讲的是什么，当然我不期望能看懂，我只是想感受下格非老师的先锋文学的力度。 话题扯远了，我想表达的是既然格非和余华都是先锋派的重要人物，他们很可能存在着一些共同点，我在这部小说里似乎看到一点，那就是作品中呈现的一种朦胧之美，关于宜生和楚云的这段感情，始终像是处于雾霭中，我们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看着他们，这感情不浓烈，甚至有一些淡，两者之间就像有柔软而坚韧的东西阻止他们接近，这种氛围营造的可以说成功了，宜生说楚云吸引他的最重要一点是“楚云不像是和他生活在一个世界的人”，楚云可以说是作者塑造的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了，她身世神秘，并在作者的行文描述中加强了这种神秘，这个人始终像是飘在空中，虚无缥缈，出现离开都是那么的突然。 但作品中中的其他人，似乎都比较苍白，人物性格单一，不过，这大概是短的长篇小说的通病吧，在不到十五万字的篇幅中，要介绍八到十个人，并让每个人都有人性化的面目而且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不容易的，看完小说，除了楚云，留下深刻印象的大概也就只有李绍基对权势地位的痴迷，赵蓉蓉的风骚，其他的人都像是一个个符号，在某个位置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就连主人公宜生，也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格非老师知识广博，可以看出他对音乐、诗歌、绘画、哲学、花卉、茶经、佛道都有相当深的理解，尤其是音乐，他借书中人物之口展露了自己的才学，书名干脆冠以德彪西乐曲的中文译名，几乎就像是微型的百科全书，但有些地方的描写，却有似乎为了故意展露才学而强行加入的嫌疑，不过，格非老师毕竟有这个底气。 我很喜欢格非老师的语言，在叙事中的景物描写，尤其美妙，那景色的描写，往往在不经意间完成，不突兀，自然而又浑然天成，尤其是最后场景，对召开音乐会的荒寺的描写，让我歪在沙发上读这一段时，仿佛跟着他们来到了那个寺庙，随着作者的视角，我信步闲逛，游览了一遍寺庙的美景。用词不流于俗气，在网络用词和俚语占据互联网和人们的语言王国的背景下，格非老师坚持用正规而传统的书面语，对抗语言的庸俗化，这是我们青年写作者应该向格非老师学习的地方。 作品中楚云和哥哥的故事有点俗套，而且戏剧性太强，如果不是作者改变了叙事结构并且加入了其他人物的话，这恐怕会是个乏味的故事，作者加入了几个人物和相当多的场景，涉及到现代生活的一些典型现象，作者不仅写了宜生和楚云的爱情故事，更对社会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做了揭露，而且作者也不直接抨击，让读者自己从中体会。 总体来看，其实这部作品最大的问题是“短”，短短十三万字，格非老师似乎想展现的东西太多，导致很多东西看起来有些仓促，缺乏了一种厚度。 如果作为一部好看的小说来看，完全合格，让人有一口气读完的欲望，但如果以格非老师的水平来评价，这部作品似乎格局太小，趋于平庸。 《月落荒寺》读后感(三)：少数人文化与审美乌托邦之外 表面上看，《月落荒寺》所讲述的故事似乎并不奇特，围绕着高校教师林宜生及其朋友圈子的事业、家庭、爱情，格非讲述了城市中产阶级中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妻子的背叛、离婚、新恋情的美好和曲折、儿子的成长、朋友各自的成就和困境……在这样的框架下去理解，很容易将小说中最特殊的装置——古典音乐——简单地视为一种从属于中产阶级的文化现实，它仅仅是一种调剂，是复杂而平庸的都市生活的短暂停顿，根本谈不上构成一股强大的否定性力量以对抗堕落的现实。如此，贯穿格非个人写作史的重要主题，即对乌托邦可能性的历史性探索，其进展似乎正是倒退的：暗合着20世纪的历史经验，人类建造乌托邦的努力正不断地从行动退回观念，再从观念退回到虚无之中。 经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乌托邦原始的（王观澄与路秀米的花家舍）和*治制度性的（郭从年的花家舍）建设与失败，到《春尽江南》中乌托邦彻底的破灭（资本主宰的花家舍），再到《隐身衣》、《月落荒寺》乌托邦冲动在文本表层的退场和《望春风》中美好却岌岌可危的二人世界，格非似乎陷入了某种绝望的困境，那条将家家户户联系在一起、再也不会有人淋雨的“风雨长廊”，难道真的只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话？ 直观地看，《月落荒寺》中的音乐绝不可能成为一把解决一切的万能钥匙，小说最后那些陶醉在《月光》中的人们，在音乐会结束之后显然仍会回到各自此前的生活。音乐在这里很像是利维斯所说的“少数人文化”，但是利维斯没有预料到，少数人文化表面上仍坚守着最后一座堡垒，事实上却早已被现代世界（他所说的“大众文明”）所渗透和同化，从资本逻辑的抵抗者叛变为了狂热的支持者。格非的困境类似于雷蒙德·威廉斯从欧洲科幻与乌托邦小说的发展脉络中所发现的问题：在《美丽新世界》1946年新增的序言中，赫胥黎构想着书中并未写出的第三条救赎之路，但威廉斯指出这时的乌托邦构想已经彻底从共同体的伊甸园转变为了少数人的“藏身之处”。（Utopia and Science Fiction）这是否就是读者从《月落荒寺》能够看到的一切呢？ 读到林宜生观看楚云电脑中的音乐视频那一段时我意识到并非如此。小说这样写着：钢琴家米开朗基利端坐在钢琴前……林宜生注意到，在弹琴时，他的双手很少抬起。仿佛他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抚慰一个迷失的灵*。 必须看到《月落荒寺》在格非小说的谱系中发生了质变，这是因为小说所立足的问题发生了隐秘的变化。如果说“江南三部曲”、《望春风》等小说中仍然萦绕着客体世界、*治现实的救赎希望，在其与主体意识的拯救之间徘徊不定，《月落荒寺》则事实上缩小了自己的野心，将其关心的问题具体到主体意识的现实层面，并给出了有力的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妻白薇所遇到的问题并非财产、离婚、事业等客体世界的现实问题，而是观念的错位和混乱——主体意识层面的现实问题；陈渺儿与老宋丈夫的冲突，也并非因为一条宠物狗的死亡，而是二者所代表的“城里人”同“乡下人”之间关于“狗”的理解上存在巨大的鸿沟；李绍基在长期的仕途低迷之后迎来了高升，而他本人立刻一改萎靡不振的面目，给林宜生和周德坤支了两个狠招，此中所反讽的仍然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异化，一种事实上极其脆弱的主体性。 如此，《月落荒寺》所给出的回应已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审美乌托邦”，尽管小说的结尾德彪西的《月光》使得“眼前这些素不相识的人，眉宇之间俨然透着寂然忘世的专注与恬静，且充满善意，带给林宜生一种从未有过的亲近之感”，在这样片刻的救赎之外仍然留下了一些不易磨灭的东西。宜生想起“歌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存在是我们的职责，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音乐所带来假如并非某种简单的感动和安慰，而是同存在对视的经验，是否能够形成某种真正的救赎？这很难说，不必过分夸大审美对主体意识的作用，也不必夸大意识对客体现实的作用，但小说无疑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了主体意识的光辉。这最鲜明地体现在伯远身上，伯远同父亲宜生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不和甚至对立慢慢建立起了信任和爱，这些变化是实在的，而一切的转变开始于楚云同时参与到同伯远与宜生的意识交流之中。后来，伯远在加拿大为楚云准备的礼物，正是楚云喜爱的音乐CD。音乐、绣球花……这些物件就像《春尽江南》中的鹦鹉那样为主体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说，主体意识层面的展开、审美教育的无声润物，或许并不能直接带来某个“最好”的世界，但至少会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像宜生看见伯远和女友远远走来时所希望的那样。这正是《月落荒寺》较“江南三部曲”而言的进展所在。 《月落荒寺》读后感(四)：中产阶级价值的荒芜与希望所在 读格非《月落荒寺》所想到的 格非无疑是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从80年代至今，他佳作迭出，一直着保持勤勉的写作态度、旺盛的创作精力和对小说艺术的不懈追求，并试图通过创作，去努力理解、回应时代的问题。继2019年《望春风》之后，时隔三年，格非再次为时代、为读者献上他的新作《月落荒寺》。 拿到书之后，我原本以为是颇有阅读难度的先锋文学作品，做好了刻苦研读的准备，没想到看了小说的第一节之后就停不下来，手不释卷，从晚上七点一直看到了十一点多，重新体验了一把阅读快感。在掩卷之余，我看着窗外高高挂起的清冷的月亮，不由得想起书中的场景：主角林宜生在郊外听完音乐会之后，他也望着圆月高挂寺庙的山门，照亮了废殿，心里默念着女主角楚云留给他的话，一阵酸楚哽在喉头，不得满眼落泪。我突然也有一种“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感，凄清忧伤的心绪笼罩着我，让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我再次翻阅了此书，一边看，一边听书中多次提到的德彪西《月落荒村》的曲子。曲子缓慢、疏离、凄清，如雨打梧桐点点滴滴，正如同书中的故事与人物，如雾里看花，仿佛很近很近，也仿佛很远很远。 格非曾在一次新书座谈会上谈到自己对不同作家的分类： 第一种是专门满足读者消费需要的作家，为读者量身定做来写小说。第二种是现代主义写法的作家，让读者读不懂他写的书，先打读者一个耳光，让读者对其心生崇拜。第三种是伟大的通俗作家，诸如金庸，柯南·道尔这些作家，他们拥有长盛不衰的作品，一千年之后也会有人看。最后一种作家是传统经典作家，像杜甫、李白就是这类作家。 格非最后谈到自己则更倾向与将后两者结合，让作品既有通俗性，也有文学性。而《月落荒寺》有通俗文学的悬念，也有纯文学的深刻内涵，很好体现了格非的创作理想。 《月落荒寺》 延续了格非自《人面桃花》以来娴熟的叙事和语言技巧，从小说的第一节开始，便设置了一个贯穿整本小说的悬念：男主角林宜生和女主角楚云携手到一间名为“曼珠沙华”的茶室喝茶，由于林宜生有抑郁症，出门前服用了一点丙咪嗪，有点犯困，于是伏在茶桌上睡着了，而这时楚云似乎很急切地跟他说一件什么事，但是他听不到，只是模模糊糊看到楚云勉强第一笑，消失了。楚云为什么会消失，身上有什么谜团，和林宜生又是怎么认识的等等。这些悬念，在格非高超的艺术技法下，半露半掩，若续若断，不断吸引读者阅读，以探索出谜底。而且小说的句式简洁有力，显示出格非高超的语言使用能力，十分契合阅读心理的内在节奏，让人忍不住跟着作者的语言往下阅读。 而在揭谜的同时，格非运用插叙和倒叙的手法，撕开林宜生生活的一道口子，并以此为中心，写了其好友的周德坤夫妇、李绍基夫妇和赵蓉蓉夫妇，以及林宜生儿子林伯远的生活，展示了中产阶级两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虽然书名为《月落荒寺》，先天性地带有古典美学的气质，但格非书写的却是纸醉金迷、价值缺失、庸俗不堪的中产阶级生活。由此
北京中科助力白癜风康复可见，所谓的“月落荒村”，不过是一种象征。所谓的“月” ，即为人的精神；“荒寺”，则为中产阶级的荒芜生活，精神的堕落、价值的迷失，“月落荒村”，不胜凄凉。我们常说中国当代文学乡土气味过重，很少有反映都市生活与中产阶级的文学作品，而《月落荒寺》一书，正是格非坚持以文学作品理解、回应时代的一个尝试。 书中主要的北京四对夫妻的故事以及一个孩子的故事。周德坤夫妇，丈夫周德坤从中央新闻社转行成为了艺术策展人，但是他本人没有什么艺术修养，反而喜欢猎艳，和寡妇赵蓉蓉与家中的美妇保姆有着别样的关系；而妻子陈渺儿通过炒股赚钱，是个全职太太，但是她本人也没有什么头脑，颇有些“白左”的气息，用不恰当的方式为流浪动物争取权益。李绍基夫妇，李绍基仕途坎坷，心绪不振，玩物丧志，但是一旦官复原职，看似人畜无害，但是他一旦官复原职，就显示出他阴鹜狠辣的一面。而林宜生夫妇，林宜生是一个稍显懦弱的哲学教授，妻子白薇，则为一个崇洋媚外的教授，认为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要圆，迷信国外所谓的“快乐教育”，导致儿子林伯远学习成绩也相当糟糕。 可见，大都市的中产阶级，他们虽然有学识、有地位、有能力，但是缺少了信仰、缺少了价值理念，崇洋媚外，一叶障目，不见其余，不但处理不好自己的生活，而且还影响了后代的教育。书中所写，“人到中年，伤于哀乐”，正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 而书中的女主角楚云，便是这种生活的一股清流，在她的努力之下，弥合了林宜生和儿子之间的关系，而且她颇有文学艺术修养，能和林宜生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她正如一朵艳丽而神秘的花朵，悄悄介入林宜生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而楚云是孤儿，出生贫困，这是否暗示了来自民间的力量能给中产阶级一点精神抚慰呢？所幸的是，在楚云的影响之下，林宜生不但修复了和儿子之间的关系，而且伯远也从一个“顽劣”的少年逐渐转变为一个有自立能力，有自己想法的人，在这里，格非反讽了白薇的盲目进行的西式“快乐教育”，借此反讽了一整个中产阶级在教育上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林宜生这么执着于楚云，楚云失踪时这么的惆怅——楚云正是代表了他的理想。 书中写到林宜生和一个理工科教授讨论文学的问题。理工科教授表示，不懂文学为什么会写这么多负面的事情，林宜生提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但是由于时间问题，两人的对话并没有展开，就匆匆告别。我认为，这也许是格非的夫子自道，从描写中产阶级“月落荒村”的精神荒芜和操行缺失，引起了我们的思考，思考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度过，我们有没有别的权利和自由，选择过另外一种生活。在故事的最后，楚云托他的哥哥对林宜生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更改的行程和死亡”，但是她忘记了，她可以选择怎么度过这个行程，怎么选择自己的死亡。她改变了林宜生和林伯远的行程，但是唯独没有勇气改变自己的，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在小说的最后，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汇聚在一起，在寺庙旁静听德彪西的《月落荒寺》，都进入到一种审美境界，忘记了身边蝇营狗苟，人人脸上露出了宁静的神色，而林宜生也这或许是格非寄予中产阶级的希望，我们可以选择过这样的一种美的生活，而不是充满名利与色情追求的生活。这或许是格非所殷切希望的吧！ 《月落荒寺》读后感(五)：“何为真正的生活”？ ——格非《月落荒寺》的叙事秘密作家格非《收获》2019年第5期格非长篇《月落荒寺》2019-5《收获》：因妻子出轨而离婚的大学教授林宜生，四年后遇见年轻美丽的女子楚云。楚云和他精神上十分契合，很快顺利地进入了他的生活圈子，并与他和前妻的儿子毫无阻碍地沟通。宜生的生活似乎在朝着一个美好的方向前行，楚云的身世之谜却逐渐显现，令宜生困惑不解。终有一天，楚云
北京看白癜风哪里医院专业失踪，离奇的故事背景最终浮上水面。楚云遭遇了何种残酷的对待？而宜生又如何面对这无法掌控的命运？ 首发《收获》微信公众号 2019-9-19“何为真正的生活”？ ——格非《月落荒寺》的叙事秘密 文/林培源 《月落荒寺》（《收获》2019年第5期）的叙述肇始于日常生活中闲逸与死亡场景的并置：四月初的一个下午，一对中年男女（林宜生与楚云）准备穿过小区到马路对面的茶社喝茶，此时街上的十字路口刚刚发生一场车祸。车祸的惨状、死亡的残酷并没有扰乱主人公的闲情逸致，在名为“曼殊沙华”的茶社里，他们与茶社丁老板就遍栽的西府海棠发表了各自看法，丁老板得意地讲述“曼殊沙华”的来历（茶社由一名北大哲学博士赐名，“曼殊沙华，乃是《法华经》中的四大祥瑞之一，也被称作彼岸花，在小津安二郎的同名电影中，彼岸花意为‘纯洁而忧伤的回忆’，很美”），但在楚云眼中，曼殊沙华不过是“石蒜”，乃寻常之物，按照迷信说法，是不吉利的；接着，叙事镜头切入茶社院内墙角的一株百年垂柳（“长满树瘤和藓衣的枝干上绑着四五个白色的输液袋”，“看上去，这棵老树就像是一个浑身插满了管子，处于弥留之际的病人，正将体内残存的最后一丝活气逼出来”）；精准的场景细描，将人物幽微心绪烘托出来。待到服用了抗抑郁药（“丙咪嗪”）的宜生陷入睡梦时，楚云则消失不见了。 《月落荒寺》的第一、二节，就在这样一种既娴静又阴翳的氛围中铺陈开来。这是小说家抛给读者的第一段“线头”，在倒叙林宜生与妻子白薇失败的婚姻、和儿子紧张的关系以及他跟楚云的相识经过之后，“线头”背后繁复的叙事迷宫方才缓缓开启。现在我们知道了，宜生原籍苏州，南京求学十年后毅然北上，现为北京一所理工科背景的大学的哲学教授（在学校讲授“马原”和“毛概”），尽管授课颇受学生欢迎，但他并无任何成就感；直到进入新世纪，在商业浪潮和“传统文化热”推动下，林宜生才咸鱼翻身，利用自身的学科和知识优势，到全国各地讲课，挣得盆满钵满。很显然，宜生出场的形象，即是栖居高校又与外部的商业社会唇齿相依的一名高级知识分子——物质得到极大餍足后，潜伏的精神危机显露出来。终于，繁忙的授课使宜生付出了惨痛代价：妻子白薇出轨，与加拿大人派崔克（Patrick）远走异国，留给林宜生一段无法修补的破败生活，更棘手的是，儿子伯远不服管教，宜生苦口婆心的说教、知识的优势在正值青春期的伯远面前毫无用处。面对种种生活的困境，“人到中年，伤于哀乐”的宜生根本无能为力。楚云的到来看似顺其自然（填补宜生因离婚而空缺出来的伴侣位置，进入宜生的家庭生活），然而，这位身世不明、迷雾般的女子，却给宜生鸡零狗碎的生活埋下了更大隐患。 《月落荒寺》动用了格非对电影、古典音乐以及小说叙事的娴熟掌握。宜生与楚云的首次会面选在一家周末定期放映先锋电影的咖啡馆：伯格曼的《犹在镜中》与塔科夫斯基的《镜子》给宜生造成一种亦真亦幻的错觉（“由于这两部电影都涉及‘镜子’这个隐喻，不同的故事情节，在他的记忆中常常纠结在一起”），而楚云留给他的两句白居易的诗“即使如今不是梦，能长于梦几多时”（出自白居易《疑梦二首》）也增添了梦的虚幻气息。即使不去深究诗的来历，诗句本身的怀疑语气，已将笼罩楚云的那团迷雾烘托得尤为浓烈（“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两句诗，给他[林宜生]心底不时泛出的一圈眷恋的涟漪，提供了伤感的氛围”）。 直到这里，叙事者依旧耐心十足，在抛下线团请君入瓮的间隙，他轻轻荡开一笔，为我们细致敷陈出林宜生周遭一帮朋友的群像：心脏病发猝死的查海立及其遗孀赵蓉蓉；告别新闻行业投身艺术策展的商人周德坤与妻子陈渺儿；仕途受阻、先后沉迷书法、茶道、佛经的官员李绍基和妻子曾静；“骨灰级”古典音乐发烧友、《天籁》杂志的总编辑兼乐评人杨庆棠……这些人物或在场，或缺席，都在小说第9、10节所叙述的一场茶会中“露面”了。周德坤家举办的这场品茗会精彩至极：工笔细描，详略得当，各色人等的言行举止、审美品味乃至性情脾气，皆跃然纸上。这一情节颇有《红楼梦》中“芦雪庵联诗”的笔意——事实上，《月落荒寺》中身为弃婴的女主人公楚云，其身上所透露的悲苦、神秘乃至超脱世俗的一面，都有红楼儿女遗风——更为关键的是，这两节是整部小说的一个“关要”。小说正是经由品茗会，第一次带出“月落荒寺”的题眼。这首来自德彪西《意象集2》的曲子在楚云和杨庆棠的谈论中出现得如此自然。当我们将这场品茗会视为“雅集”时，它切切实实地在细节中见真章： “这首曲子的的中文翻译，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庆棠认真地回答说：“有译成‘月落古寺’的，有译成‘月落古刹’的，也有译作‘月落禅寺’的，比较通行的译法是‘月落荒寺’。我倒更倾向于将它译为‘月照萧寺’。”楚云想了想说，相比较而言，她还是觉得译成“月落荒寺”稍好一些。 到这里，小说的主题呼之欲出又半遮半掩，“宜生从未听过德彪西，可不知为什么，‘月落荒寺’四个字，听上去竟是如此耳熟”。借他者之目光，林宜生得以再度忖度和打量楚云（“看来，楚云的知识面并不限于日本俳句、白居易和帕斯卡尔。到目前为止，林宜生对楚云的过往经历，尤其是在山西的生活，几乎还一无所知。”）这里，“月落荒寺”既是意象和象征，又在情节上，为后文林宜生回忆起他在*山与赵蓉蓉非比寻常的关系埋了伏笔——原来，困扰宜生多年的沉重道德负担来源于他和赵蓉蓉差些发生的肉体关系。在宜生的回忆中，“如此耳熟”的“月落荒寺”竟是曾置身其中的真实场景： 溪谷对面有片竹林，竹林边有座颓圮的寺庙。一弯新月在黑黢黢的竹林上方露了脸。月光静静地洒落在荒寺的断墙残壁上，四周一派沉寂。 这是小说第45节，“月落荒寺”第三次出现。此前的第39节，小说篇幅过半，杨庆棠为组织正觉寺的中秋音乐会，特地选中了这首德彪西的曲目，这是“月落荒寺”的第二次重复；第四次重复则发生在小说结尾——正觉寺的中秋音乐会如期举办。“月落荒寺”从古典乐曲目和宜生的记忆中脱胎换骨，变成真真正正的“现实”。以上不过是小说在意象和场景上的局部“重复”，此外，从叙事整体和故事时间的衔接来看，小说还埋伏了另一个“巨型”的结构重复：即小说第35节对第1、2节情节的重现。在这里，小说开端穿越马路到对面茶社喝茶的男女主人公，再度现身，车祸照常发生、西府海棠和百年垂柳次第进入文本，小说家精湛的笔力开始有了四两拨千斤之势。在过半的篇幅里，整部小说的时间被拦腰斩断，形成对折的夹角：叙事时间完成了首次闭环，同时，故事时间朝后打开。打个更形象的比喻，小说在爬了一段上坡路之后，达至其张力、结构的顶点，接下来摆在小说家面前的挑战，是补足楚云失踪后留下的叙事空缺——这是格非在先锋时期即熟稔于心的看家本领，瞻前顾后、运筹帷幄，在抛下纷乱线头的同时巧妙地将它们牢固地攥在手中——作为一个缺席的存在，楚云即使失踪了，始终像个阴影一样盘踞在宜生心头：失踪后的楚云去了何处？她为什么不告而别，失踪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除了重复手法的使用，《月落荒寺》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技巧，即“互文”的大量出现。作者的叙事意图、对世界的观察和批判性的反思，隐藏在行文中那些看似不经意实的片段中。 回到小说第20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楚云对宜生交托自己的身世谜团：原来楚云是个弃婴，“楚云”的名字，来自算命先生“暧昧而深奥的判词”：楚云易散，覆水难收——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楚云对“命运”（即帕斯卡尔所言的概率）如此痴迷，笼罩其上的愁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养父养母过世后，楚云与哥哥相依为命，哥哥成人后成为黑社会首领（借开酒吧之名，行受贿“替人摆平难局”之实）。至此，隐藏在《月落荒寺》背后的谜团进一步揭开。熟悉《隐身衣》故事的人，读到此处怕是会会心一笑：因为实实在在的，《月落荒寺》和《隐身衣》互为“潜文本”，二者如同故事开篇的镜子隐喻，唯有将它们并置对读，才能窥探小说家杰出的叙事能力和野心。 如果说《隐身衣》聚焦于出身底层、深陷婚姻危机又无意间卷入中产阶级世界黑暗面的音响师傅老崔，那么在《月落荒寺》中，原为主人公的老崔、蒋颂平等则退居幕后，变成一抹淡淡的影子（老崔自始自终都没有正面出现）；原本藏在《隐身衣》故事中毁容的神秘女子，则在《月落荒寺》中频频现身，她与丁采臣神秘的关系也随之水落石出。《隐身衣》叙事中的沉默，于《月落荒寺》中发声，但这次，小说家的触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知识和社会阶层：作品中几处关键片段出现的诗词、谶语、佛经、绘画和音乐，仿若万花筒中炫目的彩片，给这部小说添上了迷离的光。 小说中有几处重要的互文必须在此点明：第一，身为哲学教授的林宜生在楚云失踪后，无意间翻阅了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1965年的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时间看起来已不再是人们赖以行动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客观环境和历史环境，它被扭曲成一股使人感到既沉闷又压抑的外在力量。在不断消逝的时间框架内，个人在堕落，时间因此成为了无所顾忌的无情机器。它摧毁、废除、毁灭所有个人的计划和愿望，所有的个性以及人格自身。 第二处重要互文，是周德坤创作的美术作品《深渊大饭店》；熟知卢卡奇理论的读者不难发现，《深渊大饭店》所指，正是卢卡奇《小说理论》序言（1962）发人深省的一段话： 德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搬进“深渊大饭店”了……一个富丽堂皇、处在深渊、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饭店。在精美的膳食之间或风雅的娱乐之间，每日注视着深渊，只能强化精妙的舒适享受所带来的快感。 小说家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架设机关，定有他独特的叙述意图。对《月落荒寺》的故事而言，谜团的抛掷和揭开，不过是河面上一层薄薄的浮冰，真正涌动着的，乃是浮冰之下暗涌与激流。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将小说中宜生与老贺的科学家父亲之间的问答挑拣出来，作为例证。面对科学家的疑惑（“文学作品为何总是描摹生活的负面和阴暗”），林宜生再提及萨特1945年于巴黎的那次著名演讲后总结道： 生活从来都有两种。一种是自动化的、被话语或幻觉所改造的、安全的生活，另一种则是“真正的生活”，而文学所要面对的正是后者。 这些引语的出现，只占据极小的篇幅，但对整部小说而言，又极其重要。到了这里，“时间、”“深渊大饭店”和“真正的生活”，三者终于联结起来，拧成一股牢固的缰绳，将那匹狂奔的野马紧紧勒住。 对楚云来说，时间等同于危险的、不确定的“命运”；对林宜生、周德坤、李绍基、杨庆棠等而言，不论是作为知识分子、官场中人、商业精英还是艺术家，都要面对现代性这台巨大的时间机器。《月落荒寺》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有意无意间地追求一种“自动化的、被话语或幻觉所改造的、安全的生活”（财富、名和权力），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将自己逼进了一座“富丽堂皇、处在深渊、处在虚无和无意义边缘”的“深渊大饭店”，“在精美的膳食之间或风雅的娱乐之间，每日注视着深渊”——这成了无法解开的悖论；楚云则代表了复杂生活的另一面向，在《月落荒寺》中，她是着墨最多的人物，其形象也因此最动人。我们很难说楚云的归属（“隐身”）便是林宜生所谓的“真正的生活”（林宜生毕生都在追求一种“纯洁人格”，楚云是其理想的投射），不过散落在小说内部一处看似不起眼的“互文”——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抄写员巴托比》——则为我们思考“真正的生活”提供了切口：面对机械化的科层制和无以复加的繁琐工作华尔街的抄写员巴托比选择了拒绝和不合作的姿态（读者大可将巴托比身处的华尔街视为西方社会巨兽般的盛期资本主义[high capitalism]的隐喻）；换成《月落荒寺》的语境，人物面临的，即是时代和社会飞速发展带来的两难处境，它们恰如故事中出现的那把“钢针”，猛地扎进（以林宜生为代表的）知识阶层脆弱不堪的精神世界里。 现在，请允许我引用托多罗夫对亨利·詹姆斯的一段评述作结：“确切地说，亨利·詹姆斯叙事的秘密是存在一个根本秘密，一个无名因素，一股不在场的强大力量，用来推动整个在场的叙事机器向前运行。詹姆斯的创作具有双重性，而且表面看是矛盾的（这才使他不断地重新开始）：一方面，他动用一切力量解释隐身的本质（引注：请注意隐身一词），揭开秘密物品的面纱（引注：请注意《隐身衣》和《月落荒寺》毁容的女主人公始终紧裹面纱）；另一方面，他不断远离这一切，保护它——直至故事结尾，甚至让它永远是个谜。”（[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散文诗学——叙事研究论文选》，侯应花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这既是亨利·詹姆斯叙事的秘密，也是格非小说叙事的秘密。作为作者和叙事人，《月落荒寺》中人物的命运，朝着与小说的叙事意图全然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其结构张力正由此而生。可以说，无论是《隐身衣》还是《月落荒寺》，遍布故事细节中的那些疑惑、恐惧、犹疑和追问，最后都共同指向一个形而上的“大哉问”：“何为真正的生活”？ 2019年9月6日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