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药的故事》是一本由梁贵柏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药的故事》读后感(一)：但愿世间人无恙，宁可架上药生尘 今天赶去外地参加一个医学学术会议，途中有四五个小时的高铁旅途，我带上了家人送的这本新出版的书《新药的故事》准备打发无聊。本以为会是一本枯燥的医学史料类书籍，没想到阅读体验相当有趣，一口气读完了全书，以至于差点错过下车。 作为医疗卫生从业人员而言，本书的内容并不显得太过肤浅，在我看来，所谓的“良性高血压”、内源性外源性胆固醇的代谢以及“河盲症”的征服史看起来都挺有新意，算是弥补了自己专业知识上的盲点，人类研发HPV疫苗和新药研究的章节不禁让人感叹人类为了生存(也为了一定的利润)与大自然的一次次死斗。如果你是一个医药界的圈内人士，相信你看了这本书会发自内心的一笑；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合上书本的那一刻，相信你对于那些五花八门的疾病和冗长拗口的医学名词的了解也会多了几分，不失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本书的不足也非常
北京中科参与健康管理与商业医疗保险论坛明显，作者作为以前在默沙东制药公司工作过的研发人员，通篇都是对老东家发家史的娓娓道来和拳头产品的如数家珍(尤其是最后几章)，这些不加掩饰的赞美之词或许会让读者疑惑，本书是不是应该改名叫《默沙东公司新药的故事》更为合理？(笑) 谈到这本书，就不得不聊一聊去年国内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电影把中国目前病人看病贵的问题放到了台面上，荧幕上某某国际制药公司的医药代表西装革履，以几千甚至上万一盒的价格售卖着成本只有几块钱甚至更少的特效药，并不停的向zf相关部门施压要严惩代购国外仿造药的主角们。我身边的朋友看完电影对这些药企恨之入骨，为什么成品药这么便宜，却卖的这么贵？奸商都不带这么玩的啊！ 任何一种药的诞生都是近乎小概率的奇迹，一种不起眼的特效药往往要考虑到失败率普遍为九成以上的研发实验消耗的成本，以五年为单位的漫长的研发之路以及在这期间大把大把丢水里的真金白银，甚至还要为公司后续研发的前途未明的药物买单。谁也不容易，药企更不是慈善家，相信看完这本书。你会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小小的一片药能卖出比同质量*金更贵的价格。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了一句老话:但愿世间人无恙，宁可架上药生尘，中国人在多年前常说起的这句充满哲理的话，或许就是人类对药物的真正看法和美好宿愿吧！ 《新药的故事》读后感(二)：（转载）抗艾滋病更多是国家*策，一款新药是怎样诞生的？ 在为自己的新书《新药的故事》到各地做讲座时，梁贵柏遇到好几位用过默沙东公司药物的听众。其中的一位活动组织者盛赞2型糖尿病药西格列汀，说它比之前自己用的药疗效好，这让梁贵柏感到十分高兴，“作为一个制药人，药物最后能够让患者获益，并让我遇到他们，这对我的工作满意度来说是一个超重量级的事情”。 西格列汀从早期研发到推向市场的全过程，都有梁贵柏的参与，但这位低调的科学家只在书中提到了华人科学家团队对此药有贡献，只字未提自己。直到记者询问，他才说：“我直接参与了研发，做出了贡献，但不能说是我做的，任何一款药物的研发，都是成百上千人的努力。” 5年前，梁贵柏的高中同学因癌症去世。当他去医院探望时，同学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感谢你们公司的药，如果不是这个药，我可能熬不过化疗。”这是一款缓解化疗期间呕吐的药物，也是由默沙东公司出品，梁贵柏并未参与其中，所以他“觉得自己受之有愧”。但同学说这句话的情景实在令他印象太深了。 从事新药研发几十年、常年泡在实验室的梁贵柏，深感人们对医药企业太不了解。制药公司不是“活雷锋”和慈善家，但也绝非有些电影里刻画得那么冷血无情；新药的诞生，很多时候系于偶然，但只有常年在研发道路上不懈探索的人，才可能妙手偶得。他希望让民众了解研制药物的过程，《新药的故事》就是他的一次尝试。 在书里，梁贵柏讲了好几种药物诞生的故事，它们大都出自他供职的默沙东新药研究院，比如1986年对艾滋病药物的研发、伊维菌素、HPV疫苗、乙肝疫苗以及糖尿病药物西格列汀等。这是一系列单纯的科研故事，讲的是科学家们如何孜孜不倦地攻克最新疾病。偶尔，也会提到医药企业对利润的考量。比如1986年，也就是艾滋病被发现5年以后，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就专门成立了艾滋病研究室，研发抗艾新药。由于当年艾滋病常常流行于吸*人群、同性恋者以及靠卖血为生的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公司的财务部和市场部预计新药很难赚钱，即便研制成功，最后也很难在专利期内收回成本。但默沙东还是决定投入巨资，研发抗艾药物。“你可以说研发成果对公司的宣传极有好处。制药公司肯定不是活雷锋，但是，从事新药研究的都是科学家，他们本身就有征服新疾病的欲望。” 艾滋病之后的蔓延速度和危害程度，是默沙东公司没有预料到的。“那些药最后都赚钱了”，梁贵柏说。在美国，相比于其他行业，药企始终处于道德的显微镜下，经常受到媒体的批评，也是总统竞选时的热门议题。造假药的行为会令公众愤慨，研发新药以后漫天要价、见死不救，同样会受到谴责。梁贵柏没有看过电影《我不是药神》，但他听几个朋友谈起电影对一位制药企业管理者的刻画。“医药公司有非常冷血自私的人，哪个行业都有，但这是个例。整个行业的发展还是相当健康的，而且对不同群体患者的考量，也会作为药物定价和捐赠的依据。” 距离上世纪80年代梁贵柏赴美留学，已经30多年过去了，但他一口上海腔一点儿都没变，说话直接又实在，那语气，不像“精英范儿”十足的科技弄潮儿，倒像是在老城区偶遇的一位上海“爷叔”。谈到制药企业所面临的道德监督时，他总会很注意把话说得朴实明白，一旦发现调门高了，就要找补回来。“不要说是造福人类，我们这些人就是想要攻克一些科学难题。” 第一财经：你对于抗艾滋病的仿制药怎么看？有报道称，目前不少HIV携带者会通过代购渠道到海外购买仿制药。还有一些人因为饱受药物副作用的困扰，需要去国外寻找价格低廉且效果更好的药物。这其中的过程，和《我不是药神》中的描述有些类似。 梁贵柏：艾滋病的事情和医药企业的研发无关，更多是国家*策。整个药物定价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每一次的总统大选，大家都会拿这个来说事儿。默沙东向中国捐赠了很多艾滋病药物。艾滋病人在今天的情况，依然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的支付能力非常有限，*府各个层面是不是能够有所照顾，这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第一财经：目前，在美国，艾滋病控制的程度如何？ 梁贵柏：艾滋病的病*有一些很特殊的性质，要完全根除，目前还找不到好办法。我们现在的药物能够做到控制病*。现在从未满足的需求来说，副作用还是比较大。同时，艾滋病病*还会出现很多变异。在美国，还是能够控制得相当不错，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影响不是很大。这和当年艾滋病刚被发现时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了。 第一财经：你也在书中提到，制药行业因为直接面对人的健康和生命，所以更容易被放在道德显微镜下。在美国，医药企业会面临更严厉的媒体监督吗？ 梁贵柏：要是买不起LV，不会死人，但如果买不起艾滋病药物，那是会死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制药企业的一些行为会引起大家不满或者不安。这里头，一方面是因为新药研发真的是一门十分深奥的学问，它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业体系，有最前沿的生命科学成果做支撑。我希望写一本科普的书来让大家了解，但是真的要深入了解，没有生命科学的基础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一点，我也希望让大家明白，药物的定价和生产的直接成本是完全脱节的。它的定价由多种因素造成，我写书就是希望大家把其中地来龙去脉了解清楚。目前，只能说是做了一点小的尝试。 第一财经：你在一次讲座中提到“后抗生素灾难”，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梁贵柏：人类和细菌的“*备竞赛”是不会停下来的，这不是悲观，你要放到很长的时间维度去看。细菌比我们早来，也肯定会比我们晚走。人类总有离开的一天，细菌肯定消失得比人类晚。在这段共生的时间里，竞争不会停止。目前，是我们略占上风。但是对于一些细菌，我们所有的抗生素都没有用。如果遇到这些细菌，我们应该怎么办？目前留下来的问题，我们还解决不了。 药企要着手研究这个问题，需要一定的商业回报。但这不是马上能够得到回报的事儿。你不知道这些细菌何时会威胁到人类，也许会是10年，也许是20年。如果它们来了，一定会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很大损失。我们是不是需要坐在一起做一些研究？整个生物医药界都在讨论。我觉得这是考验人类集体智慧的时候。 此内容为第一财经原创，著作权归第一财经所有。未经第一财经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第一财经保留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 021-22002972或021-22002335；[email protected] 责编：李刚 《新药的故事》读后感(三)：《中国科学报》：这11种药是如何研发的 这11种药是如何研发的 去年，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引发了人们对于药品价格的热烈讨论。在梁贵柏看来，药卖得太贵的现象肯定有，但只是个别现象。药物定价有其特殊性，不能根据生产成本来定价，真正的成本在于研发。 ■本报记者 张文静 每个人都免不了和药打交道。小小一片药，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在诞生之初却经历过一段段复杂、曲折而艰辛的过程。现代药物研发背后，早已不是小作坊，而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科学体系，支撑这个体系不断前进的则是人类与疾病抗争、捍卫自身健康的不懈努力。 一种新药是如何从无到有的？那些里程碑式的药物是如何改变个体命运、改写人类历史的？高价药的“锅”应该由药企来背吗？中国在未来的新药研发中将扮演什么角色？面对这些问题，你或许能从这本《新药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启示。 新药是如何产生的 药物研发的历史写出来必定好看，因为它既关乎人类健康的宏大命题，又充满了惊心动魄、百转千回的细微情节。然而，要把它写好却并不容易，这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爬梳历史的能力，还需要拿到许多准确的一手资料。但这项工作对于梁贵柏来说，无疑是合适的。 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的梁贵柏，在20世纪80年代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美国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多年，对新型糖尿病治疗药物西格列汀的研发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的他转向独立咨询，致力于中美医药界的交流与合作，并进行医药科普。 因为有着多年的切身体会，梁贵柏深知一种药物从科学理论到可安全使用，这背后是一个怎样庞大的生命科学体系在支撑，这中间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又需要经历怎样复杂的过程。但普通公众对此几乎不了解。 这种反差成为梁贵柏写作《新药的故事》的动力。在书中，他书写了11种药物研发的故事。“选择这11种药物，首先考虑的是药物的重要性和对公众的意义。”梁贵柏解释说，“我选择写的都是对人类健康影响深远，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药物。其次，我试图找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来写。” 比如，书中第一个登场的就是抗艾滋病药物。“抗艾滋病药物是在不挣钱，甚至赔本的预期之下做出来的。”梁贵柏介绍说，当默沙东计划研发抗艾滋病*新药时，它的市场和财务部门对该药盈利的预测是负值，也就是说，这是个赔本买卖。因为艾滋病常见于吸*人群、同性恋者、性工作者以及靠卖血为生的弱势群体，市场有很大局限，且新药价格会受到很大挤压。当然，如果研发失败，就更是鸡飞蛋打。“但即便如此，默沙东仍在做，其他美国的大药厂也都在做。当然你可以说这里面有企业形象的考量，但他们在客观上为人类健康带来了福祉。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 以人为本和科学思想是贯穿在这11个故事中的核心理念，梁贵柏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读者能对创新药物研发的风险、周期和社会效益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也看到这背后的精神内核。 怎样平衡利益与公益 书中11个故事全部来自默沙东的案例。对此，梁贵柏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些是他最熟悉的故事。“在默沙东工作近20年，我知道这些药物的来龙去脉，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可以写。” 挖掘新药研发背后的故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梁贵柏看来，只从公开发表的文献和报道中收集素材是远远不够的，而医药界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又极其严格。“离开默沙东之后，我也一直试图深入了解其他公司开发的重要医药产品，但进展缓慢。因为这需要有正当的渠道，随便找个熟人打听，可以了解一些小道消息，获得一些线索，但作为写作素材是不合适的。即使是在正式场合获得的信息，也要得到这家公司法务的核准才能发表。” 尽管如此，梁贵柏的努力还是有了结果，他的第二本关于新药的书中就将不再是默沙东的案例。 去年，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引发了人们对于药品价格的热烈讨论。在梁贵柏看来，药卖得太贵的现象肯定有，但只是个别现象。“的确有不良商人通过涨价、卖高价药来赚钱。但大部分药企的定价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有自身的制衡机制。”梁贵柏介绍说，首先，药物定价有其特殊性，不能根据生产成本来定价，真正的成本在于研发。 “一种新药的研发投入是巨大的，同时，它的价格还要覆盖之前研制失败所产生的成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药物研发的成功率还只有10%左右。所以，药厂必须考虑它的专利保护年限以及市场需求，以期收回成本，并有盈余。一旦过了专利保护期，药品价格就会断崖式下降。”梁贵柏说。 那是不是因为药企有了定价权，就能漫天要价了呢？“也不是。”梁贵柏说，这还需要综合考虑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他们通过考虑国家医保*策、商业医保等因素，通过计算定出一个社会能够承受的价格。国家医保*策实际上是对药企定价权的一种制衡。另外，一种新药研制出来后，往往同类机理的第二种、第三种药物很快也会诞生，产生竞争，这是来自市场的制衡。” 在书中，梁贵柏也讨论了药企利润的问题。他在一开篇就引用默沙东制药公司前总裁乔治·W·默克的话：“制药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利润是随之而来的。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它（利润）从来不会失约；我们记得越清楚，它就来得越多。” “如何平衡利益与公益，保证健康领域有不断的投入、良性的产出，这是一个考验人类集体智慧的问题。”梁贵柏说。 中国能否“弯道超车” 在书中，从二战前夜的青霉素研发到如今的抗艾滋病药物研发、抗癌药物研发，人类与疾病的斗争仍在继续，并不断向前发展。 “新药研发与生命科学最前沿的突破紧密相关。”梁贵柏说，二战后，分子生物学在多个方向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完全改变了新药研发的模式，使其从细胞层面深入到分子水平，也就是“靶向治疗”。在锁定分子靶标的基础上，医药界开发出了许多重要的药物。 如今，从技术层面上看，梁贵柏认为，新药研发最主要的新特点就是人工智能（AI）。“只是目前，AI在新药研发领域的应用仍旧在非常初步的阶段，而且主要是A（automation，自动化），并没有多少I（Intelligence，智能化）。虽然也有一些‘学术范例’，但与实际应用还有些距离。”但他相信，“AI制药一定会来的，而且肯定比我们预料的快。” 人类仍在与疾病赛跑，在这个跑道上，中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从梁贵柏的观察来看，中国新药研发的发展很快，资源投入增长迅速，而且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医药界的“创新性”还有待提高，“Me Too”和“Fast Follow”是目前的主要模式，这与中国基础生命科学的水平密切相关。 “面对起步晚的现实，很多中国制药人正在力图‘弯道超车’。”梁贵柏说，“我很希望有人能成功，但这肯定只是个例。中国创新型药物研发的整体水平要提高，需要国家对于基础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源的投入要加大。这是一项长线投资，随着中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成为制药强国指日可待。” 《中国科学报》 (2019-09-27 第6版 读书) 《新药的故事》读后感(四)：错误频出，乏味片面的单一视角之作 在京东上买了这本书，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和一个夜班的时间把这本书看完。 然后开始思考本书的出现各种问题，有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只要稍加注意，比如时间错误，名称错
白瘕风能晒太阳吗误等。有些问题是避免不了的。在京东上评论，一是通不过，二引来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的回应。 总结一下，本书的模式：某某疾病发病率高+默沙东公司高度重视+默沙东公司排除万难第一个上市某个药物或者“后来居上“做得更好或者援助非洲援助中国。一个章节如此我可以理解，但是一共十一章，章章如此，审美疲劳。 1.泛泛之论。本书的写作可以说是典型的PPT报告式写作。 具体表现就是，我管你三七二十一，把一大丢名词丢上去，把你绕晕，觉得好厉害的样子。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有点难。因为很多专业性的术语缺乏解释，形象化的呈现。一个药物的发现，临床实验做了几期，上市后有什么问题出现比如副作用等等，本来可以写成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引人入胜，与此同时读者也了解到相关的药物知识。但是在本书的模式：某某疾病发病率高+默沙东公司重视+默沙东厉害了第一个上市治疗该疾病药物，这样的默沙东背书公关模式下，写得很泛泛，不深入也不平易近人。 2.利益冲突带来的片面偏见。作者简介”梁博士在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多年“，这句话很重要。 如果读者对于医学对于药物治疗没有很深的了解，那就很容易被本书误导。这本书叫新药的故事，我想在此每位读这本书的人都想了解点新药如何发现，如何造福人类的故事。这是这个书名给读者带来的期待。本书通盘全部是默沙东公司发明了某某药物，很容易造成的印象是只有默沙东这么伟大只有默沙东能造出重磅炸弹药物。 单一视角突出或者只有某个药企研究新药的工作这样合适吗？ 首先，默克/默沙东公司是很厉害，尤其是MAURICE HILLEMAN在疫苗研究上，研发出十几种疫苗。作者在书写乙肝疫苗时，只一笔带过MAURICE HILLEMAN。这样真的很不应该，比如70年代-80年代艾滋病刚被发现爆发时，Hilleman如何在改进技术（采用胃蛋白酶-尿素-福尔马林这一流程杀死人血液中其他各种病*）最终1981年上市了第一个人血源化的乙肝疫苗。 其次，丙肝治疗领域。最初丙肝被称作“非甲肝非乙肝肝炎”，只能利用干扰素+利巴韦林注射治疗，并且无法治愈。直到吉利德（Gilead）公司研发出索磷布韦口服药（该药早在美国已上市，中国2019年5月才批准丙通沙，有相当多的丙肝病人通过各种方式购买印度仿制药治疗），丙肝才进入了可以完全治愈（与乙肝病*终生携带，无法治愈相反）的新时期。这样跨时代的成就，于2019年获得Lasker临床医学奖即是明证。而默克公司在丙肝治疗领域存在感并不强，但是本书为了给默克背书，丝毫不提索磷布韦的重要意义，只在文末提一句，通盘还只是强调默沙东和药明康德（药物研发届的血汗工厂）的携手合作，这样的公关文不适合也不会“帮助你理性看待疾病，多一点思考，少一分恐惧（本书封底宣传语）”，这样片面的偏倚实在不应该，真的会干扰到大众科普的正确传播。 作出正确，真实，可靠，公正的评价和综述才是科学，科普写作最基本的要求。 最后，只有药物研发成功的案例，这是本书的另一个缺陷。新药的研发的风险，对健康对人类伦理的巨大影响，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监管最严格的活动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一系列药物带来的灾难，最典型的是沙利度胺的妊娠*性，造成了很多的海豹婴儿。中药马兜铃酸的肾*性，导致泌尿系统癌症和肝癌。这些统统提醒着我们，药物不是三分*，一旦出现问题，是百分百的十分*。即使作者全书赞美的默克/默沙东也不能独善其身。轰动一时的罗非昔布（万络）事件：共有28400名患者服用默克/默沙东公司研发的罗非昔布时死亡，当然这并不表明罗非昔布是直接死因或主要死因。但是临床试验数据操纵，虚假宣传导致非适应症的患者也用罗非昔布等等问题。最终罗非昔布退市。这样的重大失误，这样的失败案例同样也是默克/默沙东公司的。作者丝毫没写，失败的案例更能警醒读者，一味的赞歌只能误导。 一本书如果可以平衡，多角度的看待问题是不是更有利于读者判断，更值得我们尊重呢？ 3.错误频出。 后记中作者写到“《新药研发的故事》出版后，两次印刷均已售罄“，注意作者把自己书的名字都搞错了，本书叫《新药的故事》。这样的错误下面还有，试举出几个例子。 钟南山院士和陈凯先院士如果是读过本书才写的推荐语，那么我想他们是不会推荐这些错误的。 也不会写下“书中始终贯穿着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路，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这样的序言。 本书以下的明显错误，完全是不认真，不负责的连科学都称不上的错误。 时间错误。能被作者气炸。本书居然声称屠呦呦2001年获得拉斯克（Lasker）医学奖。 原文65页“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2001年，对发现和提炼青蒿素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也荣获了这一奖项”。众所周知，屠呦呦2019年获得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随后201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本书直接提前十年庆功，而“两次印刷均已告罄”，这样误导普通读者的书，居然告罄？ 名称错误。前后不一致有一股子莫名其妙的粘贴复制之感。 在讲述肿瘤免疫疗法一章，本书184页“美国医生威廉-库里（William Coley)就最先尝试了肿瘤的免疫疗法”，185页“并于1975年设立了一年一度的库里基础与肿瘤免疫学杰出研究奖”，注意这里都是库里。 跳到189-190页“陈列平教授.......荣获了肿瘤免疫学届顶级大奖-----威廉-科利奖”。读到这里，开始困惑“库里奖”与“科利奖”是一个东西吗？还是肿瘤免疫学有两个奖？和前面提到的库里是什么关系？ 一查便知，威廉-科利奖正是威廉-库里奖（William B. Coley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research in basic and tumor immunology ）。相差不过4页，本书前后人名翻译完全不一样，误导读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样的错误还有，66页副标题“降压药物依那普利的成功逆袭”，73页“伊纳普利与更优药物”，73页之后又变成了“依那普利”。这样的前后不一致，很容易误导读者，是同一种药物吗？混乱情况影响和干扰阅体验。 还有一些专业知识方面的错误，这里就不再提及了。 总之，本书起了个好名字，可惜作者都忘了自己的书名，但是内容错误频出又乏味片面，视角单一，对不起这个名字——新药的故事。 《新药的故事》读后感(五)：（转载）专访《新药的故事》作者梁贵柏：药企利润和大众健康能两全吗？ 专访《新药的故事》作者梁贵柏：药企利润和大众健康能两全吗？ 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2019-07-09 14:00 来源：澎湃新闻 许多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药物，在诞生之初都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乙肝疫苗的价格一度令人望洋兴叹，实现技术转让之后才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使二战期间盟*的非战斗减员降低10%-15%，对战争胜利至关重要；近年热议的HPV宫颈癌疫苗，曾有一名英年早逝的中国科学家为它的诞生呕心沥血；治疗脱发和前列腺肥大的良药制成，最初的灵感竟来自加勒比海岛国部落里的“变性”儿童…… 译林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新药的故事》（2019年7月）讲述了包括上述案例在内的11种药物的诞生。作者梁贵柏曾在新药研发一线工作多年，也是常年开设专栏的科普作家。他出生于上海的科学世家，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后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并获博士学位。1994年起在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曾参与新型糖尿病治疗药物西格列汀的研发，近年转向独立咨询。 近日，梁贵柏在杭州、上海陆续举行两场讲座，与读者交流“新药的故事”。读者的提问常常围绕一些实用的医药问题展开，他则不厌其烦地强调：“我不是医师、药剂师，我只从研发的角度回答问题。”他认为大众对于服用药物的典型误区，在于忽视遵从医嘱的重要性。“国人吃药比较随意，吃完觉得没效果就加一点，有效果了就停下。但有些药，例如抗生素，要求患者的依从性很强，它是需要连续工作的药物，不能擅自停药，也不能擅自加量。从研发人员的角度来说，经过大量临床实验和动物实验优化了的剂量与方法，患者最好不要随意更改。” 把医药这门艰深、专业的知识写成面向大众的读物是个不小的挑战。梁贵柏喜欢打比方，他在讲座中将同一种药品的不同剂型比作绿豆汤里的砂糖、冰糖：“砂糖就是速效药，放进去就能吃，速效救心丸就是这样；冰糖需要搅一搅，这叫缓释，打胰岛素就有缓释的剂型。药做成不同剂型就是为了控制药物进入血液的速度，希望大家遵从医嘱、遵照药物本身的设计来服用。”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碰到健康问题，但这也许在所难免，碰到了不要慌张，当你知道这些病是怎么来的，了解我们对于这些病的研究到了什么样程度，治疗大致会是怎样的过程，患者依然能过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梁贵柏在讲座上说。 那么新药研发背后还有哪些秘密？最新的研发成果离我们有多远？部分药品的价格为何居高不下？药企逐利的商业模式和大众健康可以两全吗？中国的新药研发力量为何滞后？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和梁博士聊了聊。 澎湃新闻：《新药的故事》写了十一种新药，这些案例是如何挑选的？ 梁贵柏：首先考虑的是药物的重要性、对公众的意义。我选择写的这些药都是对人类健康影响深远，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药物。 其次我试图找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来写。例如第一章写的是抗艾滋病药物的研发，我觉得这是最应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抗艾滋病药物是在不挣钱、甚至赔本的预期之下做出来的药物。默沙东研发抗艾滋病*新药的时候，它的市场部门、财务部门做过测算，这个药盈利预测为负值，也就是说即便研制成功，也是赔本的。艾滋病常见于吸*人群、同性恋者、性工作者以及靠卖血为生的弱势群体，可以想见，抗艾滋病新药的市场有很大局限，而且新药价格会受到相当大的挤压。而如果研发失败，当然就更是把所有的投入都打了水漂。当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默沙东仍在做，其他美国的大药厂也都在做。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企业有企业形象的考量，但他们在客观上为人类健康带来了福祉。 之所以在书的第一章写制药如何“以人为本”，是因为我认为这在中国具有现实意义。当下中国的新药研发产业来势迅猛，投入之多、涉及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追求短期利润的欲望似乎在抬头。如果你们留意关于医药方面的新闻报道，消息往往是哪一家药厂上市了、老板身价多少亿，从头读到尾也看不到真正关系到民众健康的信息——他们生产的药上市了吗？能解决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在中国，这些更重要。当然，现在国内有一些药企确实做出了能让老百姓用得上的药，这是值得宣传的。 澎湃新闻：钟南山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中国的新药创新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也落后于古巴、印度等国家。您觉得原因有哪些？ 梁贵柏：原因很多。我常用中国足球做类比，基础薄弱，原因复杂，不是短时间内找几个名教练、名将来训练就能成功的。中国的生物医药也一样，跟国际差距比较大，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也不是说请回若干拔尖人才就能使整个医药工业水平上去。要知道，就在不久以前，整个中国的生物医药基础还几乎是零。这需要时间，需要积累。 澎湃新闻：去年有一部反响很大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您觉得它是哪里特别触动大家的敏感神经？ 梁贵柏：我没有看这部电影，但了解故事梗概，也知道它有一定的原型。“原来世界上有好药，原来我们吃不到”，我感觉这是一种冲击。从研发角度来说，我没有太多可以评论的——这些药已经研制出来了，发达国家市场上都有。 不过，早些年，新药引入中国市场起码需要十年时间，需经过新一轮的临床实验；现在我们的*策在调整，一两年就可以引进，甚至一些急需的药物可以更快。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距离新药已经很近了。 澎湃新闻：药企给新药的定价机制是怎样的？我们知道许多针对重大疾病的特效药往往价格高昂，以至于有“天价药”的说法。 梁贵柏：药物价格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如果你们关注过美国总统大选，会发现不论什么*派，都拿药企开刀，社会舆论常指责大药厂为追求利润“见死不救”。 药卖得太贵的现象肯定有，但我认为这是个别现象，的确有不良商人通过涨价、卖高价药来赚钱。大部分药企的定价我认为是合理的，它也有自身的制衡机制。 首先，药物定价有其特殊性，它不能根据生产成本来定价，它真正的成本在于研发。我们常听到有人抱怨，说一片药片生产成本只需要一毛钱，凭什么卖到几十块甚至成百上千块？一种新药的研发投入是巨大的，同时，它的价格还要覆盖之前研制失败所产生的成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现在我们药物研发的成功率还是只有1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药企的商业模式要持续下去，一种成功上市的药物的价格，需要覆盖此前那90%的失败成本。 而仿制药正好相反，它几乎没有研发成本，因此它的药价只和生产成本挂钩。所以，药厂必须考虑它的专利保护年限以及市场需求，以期收回成本、并有盈余，而一旦过了专利保护期，价格就会断崖式下降。 但是不是因为药企有了定价权，就能漫天要价了呢？也不是，它不是单一患者购买力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购买力的问题。他们需要通过计算，定出一个社会能够承受的价格。需要考虑国家医保、商业医保；其中国家医保*策很重要，它实际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实际上是对药企定价权的制衡。 另外，往往一种新药研制出来，同类机理的第二种、第三种药物很快也会诞生，便会产生竞争，这就是来自市场的制衡。 澎湃新闻：新药研发就是一部人类和疾病的斗争史，能不能谈一些尚未成功的案例，例如阿尔茨海默症？ 梁贵柏：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科学的确还没有发展到足够拿出解决方案的程度，我们对其机理还没有弄清楚。但不断地有人在尝试，有一些假说，需要想办法去验证。最好的验证就是做出一个有效的药物。很多制药公司都投入了巨大的金钱和资源在做这件事。当然，阿尔茨海默症治疗的市场也是巨大的，大家都想拔得头筹。 这又回到了刚才谈的药价问题。制药公司是高利润，这话不假，但是高利润也被用来高投入地研究那些对健康很重要的问题，一旦这些资金撤走，没有人去攻克未知的难题，以后的问题更大。 乔治·W·默克先生说过一句话：“制药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利润是随之而来的。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它（利润）从来不会失约；我们记得越清楚，它就来得越多。” 如何平衡利益与公益，保证健康领域有不断的投入、良性的产出，这是一个考验人类集体智慧的问题。 责任编辑：郑诗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药品,研发,医药经济学